Chinese Abstracts – 摘要 – Vol 85, No 1

Translated from English by Xin Huang

Introduction:

Opening the Black Box of Transnational Mobility: Brokers, the Organization of Transnational Mobility, and the Changing Political Economy in Asia

揭開移民黑箱:代理、跨國移動的組織和亞洲政治經濟的轉變

John Lindquist, Xiang Biao and Brenda S.A. Yeoh

本期特刊以移民代理為出發點攷察當代亞洲的跨國移民體製。這些文章涵蓋了亞洲的大部分地區,包括中國、印度尼西亞、老撾、馬來西亞、新加坡、韓國、泰國、越南、以及新西蘭。這些研究顯示,婚姻移民、留學移民和各種非技術勞工移民、包括以男性為主的種植園和建築工作移民以及女性的家政、娛樂和性工作移民,都經由代理居間促成。雖然我們對移民為何離開家園以及他們到達目的地後的際遇已有所了解,但對於影響他們移動性的設施形式卻知之甚少。聚焦於代理有助於我們揭開移民研究中的“黑箱”。本期的文章主要不是關注移民經歷或描繪移民網絡,而是思考代理是如何將移動變得可能並如何組織移動的,尤其是其徵募和備檔的過程。基於這些研究所提供的證據,我們認為與社交網絡的研究方式相反,聚焦於移民代理為我們提供了一個批判性的方法論角度,從中我們得以思考當代亞洲移民轉變的邏輯。更重要的是,對代理的民族志研究不僅展現了使移民成為可能的廣泛設施,同時也顯示國家和市場、官方和非官方以及利他的和贏利的網絡等之間的區別在實踐中並不是絕對的。


How the Box Became Black: Brokers and the Creation of the Free Migrant

箱子是如何變黑的:代理人和自由移民的產生

Adam McKeown

移民代理人與對人類移動的組織並不總是在黑箱中操作的。在二十世紀初以前,法律制定者、記者和改革者們關注的中心正是代理人和管理人類流動的設施。自十九世紀以來,有三個因素開始將移民代理人和這些設施推向暗處:首先,代理人和中人日益被妖魔化,成為了移民罪惡的源泉。在話語層面上,代理人被描述為包工頭、人販子和走私者。他們通常被表現為是前現代文化的遺留物,其存在損害了移民的利益。法律對代理人的約束也在實際上起到了將許多代理活動推向地下的作用,雖然這些法律也為代理人創造了幫助移民與新法律要求進行協商的新商機。與對代理人的妖魔化並行的是第二個因素,即新出現的“自由”移民作為個體化的自我激發的個人的理想。代理人因此被看作是干涉了被認為是真誠移民的象徵的自由。最後,二十世紀初的新移民法註重於對入境而非移民過程的管理,並集中於將“自由”個人移民作為挑選移民的合法目標。這些法律的實施進一步使代理人無形化。目前,這些因素繼續轉移對移民僱主和邊界的結構過程應有的關注,而將代理人作為造成移民中的不平等和剝削的原因。


Predatory Princes and Princely Peddlers: The State and International Labour Migration Intermediaries in China

掠奪成性的王子與慷慨的小販:中國國家與國際勞工移民中介之間的關係

Xiang Biao

私營徵募機構一直是國際勞工移民政策制定者的主要煩惱。這些機構被認為是損害了國家權威、市場秩序和移民的權利。通常認為如果政府削減移民管理的繁瑣規則(自由主義方法)或對中介生意加強管控(干預主義方法),他們的角色是可以被制約甚至被根除的。中國政府自1980年代以來在不同時期裏對這兩種方法都採用過,其結果是徵募過程變得更複雜,而私營機構變得更強大。本文旨在對這一現象進行解釋。基於七年的田野調查和文獻研究,本文提供了對中國的國際勞工徵募實踐及其變化的民族志研究,尤其是其與1980到2008年間體製改革之間的關係。在一個中央化的政權和自由化的市場之間,私營機構的存在似乎是必要的。它們使個人移動性變得可管理、使移民得以受保護、而這些機構本身還擔當了被“指責”和被懲罰的對象。如果說國家權力有限的集中化滋長了最初的中介形式(如包稅製), 那麽當前的中介機構則是高度集中化國家的政府實踐的產物。因此,私營機構不應被理解為是處於需求與供應之間或移民與國家之間的自主機構,它們實際上是政府複雜結構的有機組成部分。

Asia Pacific Memo


The Elementary School Teacher, the Thug and his Grandmother: Informal Brokers and Transnational Migration from Indonesia

小學教師、惡棍和他的祖母:非正式中介者和印度尼西亞的跨國移民

Johan Lindquist

本文考查在印度尼西亞日益正式化的跨國勞工移民體製下出現的非正式中介者。自1997年亞洲經濟危機和蘇哈托政權倒臺之後,流向馬來西亞的有記錄的跨國移民急劇增加,但同時也存在大量的沒有記錄的移民。在這一過程中,一批數量日益增加的私營機構控制了管制逐漸解除的移民招募市場。而這些機構又依賴於非正式中介者在印度尼西亞的農村招募移民去棕櫚油種植園工作或到馬來西亞和沙特阿拉伯等國家做傭人。本文使用從龍目島收集的民族志研究數據,以這些非正式中介者為出發點攷察當前印度尼西亞的移民體製。通過對中介實踐的描述,本文提出,移民控制中央化和移民招募分散化的雙重過程為那些能夠游走於官僚程序之中同時具有能說服印度尼西亞村民成為移民的道德品質的個人製造了一個得以斡旋其間的空間。


From Client to Matchmaker: Social Capital in the Making of Commercial Matchmaking Agents in Malaysia

從客戶到婚介人:馬來西亞商業婚姻中介人生產中的社會資本

Heng Leng Chee, Brenda S.A. Yeoh and Thi Kieu Dung Vu

東南亞的國際婚姻數量在過去的二十年裏急劇增加,其中大部分的婚姻是來自富有國家的男性與來自貧窮國家女性之間的聯姻,而這其中又有許多是由商業婚介公司促成的。繼新加坡和臺灣之後,為男性提供與越南女性速成婚姻服務的婚介公司從2000年初以來開始在馬來西亞出現。本文使用客觀中心性和社會資本等概念攷察馬來西亞的婚姻中介人必須銜接的三個接口:即與男性客戶的接口,與來自越南的潛在新娘供給途徑的接口,以及與移民與婚姻登記的官僚程序之間的接口。在本文中我們深入呈現了一個事例,展現了一個越南新娘建立起與她的丈夫及其家人之間的信任關係的並積累自己的社交性及社會資本的過程。在從一個婚姻移民向“好妻子”過渡的過程中,她得以進入他丈夫及其家人的社交網絡,從而使自己轉變為一個婚姻中介人,並在這個過程中提高了她自己的自主權和對資源的獲得。從表面上看進入商業婚介行業並不需要多少經濟資本,而這卻掩蓋了其所要求的相當多的社會資本。


Safe Migration, Dilettante Brokers, and the Appropriation of Legality: Lao-Thai “Trafficking” in the Context of Regulating Labour Migration

安全移民、半吊子中介及對合法性的利用:規範勞工移民情景下的老撾泰國之間的“非法人口交易”

Sverre Molland

本文旨在探討在保障老撾泰國之間移民流動安全與移民中介者雙重模式的主體性之間的相互關係。在湄公河地區的反非法人口交易社區裏存在著一個不言而喻的“自己人”和“外來人”的雙重形象。外來的中介者意味著“危險”,而朋友和農村社區裏的私人網絡構成了“安全移民”的可能場所。老撾和泰國政府一直以來試圖使移民流動合法化。其中一個重要的理由是——這也是被湄公河地區以及其它地區的國際組織所提倡的——宣稱合法化將使不可靠的中介者市場乾涸而使勞工移民變得更安全。本文認為支撐這一“合法化模式”的是一種暗含的對移民的功利主義觀點,它反映了對人販子和中介者的想像化的描述。根據對在老撾泰國邊界的商業性產業的民族志研究,本文認為移民網絡並沒有取代中介者,因為中介服務正是嵌入在這些網絡之中的,而且合法性在這些網絡中被作為一種資源來利用並帶來了混雜的結果。但是,儘管合法性是在移民過程中被製造出來的,對年輕老撾女性或經同意或帶欺騙性的招募(例如“非法人口交易”)都是在性工作者本人在廣泛的非正式社交網絡中作為半吊子中介者而扮演中心角色的特定情景下發生的。換言之,合法性並沒有改變中介服務而是適得其反。而“非法人口交易”,也正是在被反非法人口交易項目認為是“安全”的情景下發生的。


Organizing Student Mobility: Education Agents and Student Migration to New Zealand

學生流動的組織:新西蘭的教育中介和學生移民

Francis Leo Collins

國際學生的流動代表了當代人口流動中的一個日益增長的部分。就像其它形式的移民一樣,國際學生的流動也是通過一個包括行為人和網絡的複雜組合體進行的,這其中包括出發地和目的地的國家、教育機構、家庭、朋友和社區,以及學生本人。在這些佈置中,教育中介佔據著關鍵的位置,起著連接學生來源地和學習目的地的橋樑作用,使各種跨越教育和地理分界的移動成為可能。在國際學生的流動中建立和維持這一重要的位置是一項複雜的努力,中介者必須盡力彌合以贏利為目的的教育行業和學生及其家庭的社會生活之間的差距。通過聚焦於新西蘭自1990年代初期以來輸出教育活動的發展以及中介機構與國家、教育提供方和學生之間的關係變化,本文探討了中介機構在學生流動中的位置。我追溯了中介如何在學生流動和教育提供剛開放的初期出現,以及後來當政府更直接地干預和規範學生流動和教育質量後中介如何日益被納入到一個更正式的教育行業。在對中介角色進行總體概述的基礎上,本文又著重探討了在韓國國際學生流動中中介的特定活動和關係。本文最後強調,對中介機構和其它中人的研究需要更多地詳細關注這些行為人是如何斡旋於各種不同的關係之中的,這包括移民和教育行業之間、移民和學生社交網絡之間、以及變化中的國家的放開和干涉政策同新興的行業構成之間的關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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