Chinese Abstracts – 摘要 – Vol 86, No 1

Translated from English by Xin Huang

Uyghur Support for Economic Justice in Ürümchi

烏魯木齊維吾爾人對經濟公正的支持

Xiaowei Zang, University of Sheffield, Sheffield, United Kingdom

在已有文獻中對維吾爾人經濟觀的研究甚少,儘管這是使維吾爾人日益感到被相對剝奪及不公正對待的原因之一。維吾爾人是否支持經濟個人主義,認為貧窮者應為自己的不幸負責?貧富不均是否是好事?政府是否不應干涉經濟?他們是否贊成經濟社群主義, 即政府應該為貧窮者提供援助並通過政府干預減少貧富不均?在維吾爾人中誰更傾向於經濟社群主義?維吾爾人的經濟觀念是否與通常的社會人口學變量如年齡、性別、受教育程度、職業選擇及收入相關?宗教是否對維吾爾人的經濟觀念有影響?如果宗教不是主要因素之一,那麽是什麽使維吾爾人的經濟觀念有所不同?本文試圖使用於2007年在烏魯木齊對900人所做的調查所獲取的數據回答上述問題。本文顯示,大多數的維吾爾人支持經濟社群主義。除了伊斯蘭教的正統信念外,維吾爾人的觀念與他們對經濟社群主義的支持有關。但是,維吾爾人的社會經濟地位與他們的經濟觀念並不相對應。 這一部分是由於維吾爾穆斯林作為一個被統治的群體遭受了新疆的種族不平等。在維吾爾人的經濟觀念話語中,種族不平等是比維吾爾人之間的社會分層更重要的因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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Becoming a Migrant: Vietnamese Emigration to East Asia

成為移民:越南人向東亞的移民

Hong-zen Wang, National Sun Yat-sen University, Taiwan

Danièle Bélanger, University of Western Ontario, Canada

自1990年代初以來數百萬來自南亞社會經濟底層的男女籍臨時工作簽證或配偶簽證移民到東亞。基於在越南農村移民輸出社區及臺灣、韓國和日本等移民目的地連續五年的實地調查,本文探討了三方面的問題。首先,本文認為在研究中把移民分為“勞工”或“妻子”的分類法將“成為一個移民”的過程中複雜的軌跡和動機簡單化。其次,我們質疑移民研究中對社會關係網研究方式不假思索的採用。我們認為社會關係網對移民來說應該被理解為一把雙刃劍,因為人際關係網是根植於一個強大的移民產業之中的。最後,我們主張,移民的結果和成功程度部分地受出發前的過程的影響。本文還討論了移民中介機構之間的矛盾及來自越南及南亞移民申請者面臨的結構性侷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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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urviving the Hard Times: Adjustment Strategies of Industrial Workers in a Post-Crisis North Korean City

度過艱難時光:北韓危機後城市工人的調整策略

Andrei Lankov, Kookmin University, Seoul, South Korea

In-ok Kwak, Korea University, Seoul, South Korea

Seok-hyang Kim, Ewha Women’s University, Seoul, South Korea

Choong-bin Cho, Kookmin University, Seoul, South Korea

本文探討北韓後社會主義國營企業(大部分不再運作)工人採納的日常生存策略以及 這一社會群體在近二十年裏所經歷的社會變化,並將這些趨勢與東歐大後社會主義經歷相比較。在1990年代北韓政府在其經濟中的作用急劇下降。官方工資不再能維持其人口的基本生存。國營企業的工人們於是參與到與急速發展的“第二經濟”有關的多種經濟活動中。這些活動包括私人農場、在私有車間裏半合法或非法就職、貿易及走私、以及小型商業活動。他們對所從事的活動的選擇取決於一系列的因素,但其中關係資本尤其重要。有些工人則通過非法使用國家資源或普遍存在的偷竊國營工廠物資及配件等方法增加收入。這些變化所帶來的後果是北韓的工人階級作為一個曾經最同質的群體開始分裂,其成員則踏上了迥異的社會旅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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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dullah Ahmad Badawi and Malaysia’s Neo-Conservative Intellectuals

阿卜杜拉·艾哈邁德·巴達維與馬來西亞的新保守主義知識分子

Muhamad Takiyuddin Ismail, Universiti Kebangsaan Malaysia (UKM), Bangi, Malaysia

Ahmad Fauzi Abdul Hamid, Universiti Sains Malaysia, Penang, Malaysia

本文探討在馬來西亞第五任首相阿卜杜拉·艾哈邁德·巴達維任職期間(2003-2009)新保守派知識分子的作用。巴達維的執政被稱為“新保守主義”是基於兩點:重新啟用以前的政策以及在由執政黨馬來民族統一機構(巫統)領導下的保守體系框架下施行政治改革。基於主要施行保守體製的蘇聯、日本、中國和臺灣所提供的理論經驗,本文作者認為,巴達維的政策和策略與其前任,擔任馬來西亞總理二十二年(1981-2003)的馬哈蒂爾·穆罕默德相比有大幅度的偏離 。尤其引人爭議的是巴達維對由他的女婿凱裏嘉馬魯丁領導的一批年輕顧問隊伍的信賴。本文攷察這些年輕的保守派知識分子及一些知名人士如何為阿卜杜拉的執政帶來變革及其對巫統政治的影響。我們發現,儘管熱衷於進步改革,這些知識分子低估了巫統錯綜複雜的體系內反對派和保守成分的力量,從而被這些勢力所孤立。這些改革者洞察力的缺乏,加之他們對巫統政治經濟租利者利益的侵犯,以及阿卜杜拉的支持體系的眾多弱點, 成為他們失敗的主要原因。本文希望對統治政黨巫統的實例分析將對理解保守體製中精英之間的衝突問題有所裨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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Britain in the Aftermath of the Indonesian Invasion of Timor, 1977: The Fiction of Neutrality and the Reality of Silent Help

1977年印度尼西亞入侵帝汶島之後英國中立的假象與默許的實質

Anna Costa, University of Hong Kong, China

通過對英國的行為和動機的詳細文獻分析,本文填補了有關印度尼西亞入侵帝汶島後國際參與方面文獻的欠缺。目前已有大量文獻涉及美國和澳大利亞在印度尼西亞1975年入侵帝汶島後所扮演的角色,但尚未有關於英國在印尼-帝汶衝突之後的一年裏所扮演的角色的研究。 印尼-帝汶衝突是二十世紀發生的主要大屠殺事件之一,而在影響該事件的國際責任的馬賽克拼圖裏, 這是被遺漏的一塊。有關文獻中的這一欠缺導致英國政府官方說法的持續流行,即英國是一位誠摯卻功虧一簣的中間人, 在印度尼西亞和葡萄牙之間斡旋力圖尋求外交解決途徑以確保帝汶島的自主權。現有文獻對英國中立的說法僅提供了粗淺的挑戰。本文就以下三個方面攷察了英國作為合謀者的細節。其一,英國將鄧恩報告成功地轉化為一個挽救印度尼西亞國際國內名譽的運動。其二,在英國對雅加達的援助政策中經濟和地緣政治利益凌駕於道德倫理和國際合法性之上。其三,英國在聯合國的棄權雖被稱為是中立的典型例證,但這一選擇實際上卻是對蘇哈托政權的一種支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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