Chinese Abstracts – 摘要 – Vol 86, No 4

特刊標題:分散治理與亞洲的城市變化

簡介:質疑分散治理與亞洲城市之間的交互作用

Special Issue: Decentralised Governance and Urban Change in Asia

Introduction: Problematizing the Interplay between Decentralized Governance and the Urban in Asia

Michelle Ann Miller, National University of Singapore, Singapore
Tim Bunnell, National University of Singapore, Singapore


城市跨界時代的權力下放:東亞與釜山 – 福岡的“共同生活圈

Decentralizing Governance in a Transborder Urban Age: East Asia and the Busan–Fukuoka ‘Common Living Sphere’

 Michael Douglass, National University of Singapore, Singapore

當城市不再繼續尋求與其首都城市增強聯繫而是開始超越國界通過與其它國家里的城市和地區創建經濟協作關係而追求經濟利益時,政治權力向地方政府的下放就出現了新的動向。在東亞,對跨境城市聯繫的尋求是與中高收入國家中二級城市正面臨的重大社會和經濟變革相關聯的。這些新的發展趨勢包括:中國在全球經濟中的崛起,向新自由主義轉向的政府縮編,人口的迅速老齡化及勞動力的減少,以及大量招聘外籍工人和外來配偶的人口轉變補償性措施。這些變化的綜合結果是,當政治權力被下放到城市一級之時,也正是這些城市面臨全球性的“城市萎縮”之際。本文著重討論了韓國釜山及日本福岡地方政府的最近舉措。與其企業化的首都為他們規劃的高科技產業群相反,這兩個城市通過跨境聯繫建立起一個“共同生活圈”,從而創建起文化豐富、以人為本的另類社區。除了經濟方面的考慮外,這些城市的跨境舉措在挑戰國界和公民的含義的同時也面臨著如何容納新出現的多元文化社會等諸多新問題;而這些問題都是有關權力下放的主流討論所未涉及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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韓國城市管理的權力下放與環保合作:現代城的經驗

Decentralized Urban Governance and Environmental Collaboration in South Korea: The Case of Hyundai City

Yooil Bae, Singapore Management University, Singapore

本文探討韓國的權力下放如何創造了“當地政治舞台”並改變了環境管理部門的治理。韓國一直被認為是一個發展型國家,在其工業化時期,強大的中央政府與企業明顯地佔據了主導地位。然而,自二十世紀九十年代中期以來,民主進程的深化、對全球競爭力的追求以及財政緊縮迫使中央政治利益相關者將高度集中的職能和權力下放到了地方機構。在地方一級,直接選舉產生的市長和市議會等民主機構的建立為當地政治創造了空間並減弱了中央對地方事務的政治影響力。而全國性的經濟危機更凸顯了集中系統的低下效率,並鼓勵了在民主政府制度下進一步的行政和財政分權。在這種形勢下,盡管中央政府和大型企業在政策制定中仍然舉足輕重,依靠其增加的決策權與擴大的資源,當地的管理人員也在聯繫與競爭都已跨越來國界的時代試圖改善其城市形象並擔負起促進城市經濟和提高生活質量的責任。本文考察了現代和其它幾個韓國大企業集團的所在地蔚山的經驗。在韓國的發展時期,蔚山一直是國家所主導的工業化的象徵。儘管國家在蔚山的發展中發揮了巨大的作用,但市長被授予的權力使其成功地把公民的注意力轉移到後工業治理方面--即通過策劃協同實施的環保政策以確保該城市在全球市場的未來競爭力。本文探討了蔚山治理模式的轉變,及其如何通過動員本來可能對建設“環保城市”興趣不大的 當地企業、民間組織和普通公民協同合作而成功地改造了其環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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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路城市化與土地衝突:分散治理在印度面臨的挑戰

Highway Urbanization and Land Conflicts: The Challenges to Decentralization in India

Sai Balakrishnan, Harvard University, Cambridge, USA

許多發展中國家的城市增長都是沿著連接城市的基礎設施走廊推進的。這些走廊沿線的村莊是將農業用地合併及轉換為城市用地的過程中的熱點和爭議的場所。爾在這些走廊地帶所發生的變化也遠遠超越了地方政府政治管轄範圍方面的變化。在這些走廊地帶,管理土地整合的新的區域機構正在興起。本文比較了印度兩條城市間公路及管理它們的混合性區域管理機構:一個是由半國營機構管理的班加羅爾-邁索爾走廊,一個是由合作社管理的浦那-納西克走廊。本文追溯了在二十世紀之交半國營企業和合作社的出現,考察了這些舊機構如何被重新塑造以應對當代公路城市化的挑戰,以及這些新的制度安排產生的贏家和輸家。我用“協商的放權”一詞以更準確地表達地區、區域及國家的各種角色之間的往返協商,及其所產生的象半國營企業和合作社之類的特定區域機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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城市分權意味著甚麼?-以德里為例

What Has Urban Decentralization Meant? A Case Study of Delhi

Diya Mehra, South Asian University, New Delhi, India

自2000年以來新德里城市治理的分權主要採取的是著名的Bhagidari或夥伴計劃方式。該方法邀請城市居民參與到“對話與發現聯合解決方案過程”中。通過研究參與了該計劃的社區組織──主要由中產階級組成的居民福利協會(或RWAs)──的經驗,本文批判性地考察了在2000-2012年間施行的這一項目。本文認為,Bhagidari倡議應該被看作是代表了一個更大的趨勢──即向企業治理的轉變,而非僅僅是憲政分權。 Bhagidari的成功依賴於授權給自願參與的中產階級鄰里協會RWAs,其結果是城市政府付出很小的代價,卻似乎為城市中產階級居民開闢了“參與”公民事務的空間。但本文認為,Bhagidari項目是一項嚐試,旨在利用和管理中產階級為達到其行政和政治目的爾希望介入城市政府管理的新願望。在此背景下,Bhagidari也可以被看作是一個通過向RWAs尋求雄心勃勃的首席執行官而培育中產階級共識和選區的重要手段 。隨著時間的推移,這已成為一系列的政治人物樹立政治和公民能見度的常見策略,由此RWAs的迅猛發展也就不足為奇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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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為中國城市治理模式的權力下放:福利提供的改革與志願服務的興起

Decentralization as a Mode of Governing the Urban in China: Reforms in Welfare Provisioning and the Rise of Volunteerism

Lisa Hoffman, University of Washington, Tacoma, USA

本文認為,对權力下放和城市轉型進行福柯式分析將對當前的辯論有所啓發。許多研究將權力下放看作一種旨在緩解權力集中所帶來問題的政策過程、目標或結果,爾本文將權力下放視為一種新的治理體制。本文認為,權力下放並不意味著國家治理的減少,相反,我們應該追問“地方自治”的實踐實際上是否是治理城市的技術。權力下放應該被理解為是一種與規範和構成主體相關的新的城市治理體制, 而不僅僅是某種中央國家權力在政治或財政領域的“缺位”。本文側重於權力下放問題研究中較少涉及的一個方面,即中國城市福利供應的下放。在毛澤東時代的高度社會主義體制下,作為計劃經濟的一部分城鎮居民的社會服務是由國家通過工作單位提供的。而近年來,一些旨在使社會服務的提供方式從國家分配轉為多樣化分散地提供的重大的改革已經開始實施。基於在中國東北地區重要的港口城市大連進行的人類學研究,本文探討了在用新的方式照顧城市里“需要幫助的群體”中出現的新的社會實踐與主體形式:志願服務。本文認為,通過聚焦於這一新的社會形態我們可以更好地理解權力下放,即它不是帶來多種結果的一個單一的過程,而是包含了如何治理的技術問題以及主體形成的規範實踐等多種元素在內的一個複雜組合。對這些元素進行分解分析可以使我們避免將權力下放看作是必然包含某些特性的或必然會導致某種特定的政治和社會形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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分散治理後印度尼西亞的城市發展:兩個成功的案例?

Urban Development in a Decentralized Indonesia: Two Success Stories?

Tim Bunnell, National University of Singapore, Singapore
Michelle Ann Miller, National University of Singapore, Singapore
Nicholas A. Phelps, University College London, London, UK
John Taylor, Independent Scholar, Jakarta, Indonesia

2011年是印度尼西亞的區域自治法實施的十週年。本文探討超過十年的分散治理對印度尼西亞城市發展的影響。在根據印度尼西亞的國情簡要回顧了其政治和行政權力下放的歷史及理由後,我們考察了針對這一舉措的政策結果的一系列重要觀點。媒體報導和學術分析都壓倒性的認為分權治理在印度尼西亞的實施效果是負面的。為糾正這一觀點,我們試圖找出印度尼西亞大規模分權治理所帶來的積極成果和可能性 。我們特別詳細研究了被各種排名和媒體報道列為分權治理下城市發展成功故事的兩個城市的案例 –梭羅(正式名稱為蘇臘月卡爾塔)和泗水。最後我們審慎地評估了這兩個案例並探討了其廣泛的意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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