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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hinese Abstracts – 摘要 – Vol 88, No 1

Translated from English by Li Guo

泰米尔劳工在新加坡 “小印度” :对 “如家般” 和 “全无如家之感” 的家的感受issue_images_88_1_Hamid_Figure10

Feelings of ‘Homely’ and ‘Unhomely’ Home amongst Tamil Migrant Workers in Singapore’s Little India

Wajihah Hamid, National University of Singapore, Singapore

低薪的泰米尔劳工长期以来为新加坡经济做出着贡献。尽管在新加坡出卖劳力已经逾三十年,并且与原有的旅居新加坡的泰米尔海外社区建立了联系,泰米尔劳工却通常以短期居住为由被排除在国家的宏大叙事和社会之外。然而,2012年十二月新加坡"小印度"地界发生的一桩涉及一名泰米尔移民劳工的致命车祸演变为一场"暴乱",却将这些劳工和他们在"小印度"附近的存在再度暴露于公众眼前。本论文使用“跨国之家”的概念,作为研究他们在新加坡“小印度”日常经历的一个透镜。外籍劳工体验到的“如家”的感受展示了与男性跨国劳工对一种归属感觉的需要的感受相关的思乡之情。另一方面,那些令此空间对这些劳工“毫无如家之感”的做法不仅揭示出他们的社会地位,也会为研究劳工治理术以及对海外劳工群体的控制等方面的课题作出贡献。本论文的基础是一项对2012年在新加坡工作的一群泰米尔外劳的更广泛的民族志研究。


 

演进中的核心行政官僚的权力:对八十年代后日本信息通讯技术产业规管的一个案例研究

The Evolving Power of the Core Executive: A Case Study of Japan’s ICT Regulation after the 1980s

Masahiro Mogaki, University of Sheffield, Sheffield, United Kingdom

issue_images_88_1_JapanICT01本文通过研究八十年代后日本在国家受到挑战的冲击之下,自八十年代至二十一世纪前十年对信息通讯技术产业进行的规管,探讨了国家转型这一课题。本文立意对日本政治研究中主导的多元主义和理性选择文献提出质疑,采取了精英主义的视角(即国家主义的研究流派),使用核心行政官僚这一概念,并利用从精英访谈中得到的数据。本研究表明,在信息通讯技术产业规管领域,伴随着核心行政官僚阶层中权力巨大变迁,国家转型也呈现出变化态势。这可以理解为日本的国家在回应在具体部门以及具体部门以外受到的种种挑战时的一个动态性重组的过程。日本的国家在权力转换的激励下发生的重构已经改变了日本国家由公务员主导的发展性定位的特质。此外,通过集中在宏观层面考察国家以及关注核心行政官僚的权力关系,本文揭示出在日本信息通讯技术产业规管过程中,核心行政官僚的主导地位。在结论中本文指出,由于核心行政官僚中权力关系受到外在挑战而产生了巨大变化,从而动员了国家的重构,通过此过程,日本国家保持了对社会的主导权。


中国学生的意识形态分化:中国大学生政治自我认同的调查

How are Chinese Students Ideologically Divided? A Survey of Chinese College Students’ Political Self-Identificationissue_images_88_1_ChineseStudents1

Fen Lin, City University of Hong Kong, Hong Kong, China
Yanfei Sun, Qinghua University, Beijing, China
Hongxing Yang, Shanghai University of Finance & Economics, Shanghai, China

学生一直在界定中国政治中扮演着重要的角色,他们的意识形态定位也塑造着学生政治的属性。通过对六个精英大学学生的调查,本研究探讨了中国青年政治认同的概观,分析了影响他们认同形成的因素。调查结果显示出三种趋势。首先,这些大学生中大多数人宣称自己要么不关心政治,要么就是自由主义者。第二,在各issue_images_88_1_ChineseStudents2种政治(再)社会化的渠道中,家庭起到微弱的作用,而大众媒体对学生的政治认同却发挥着重大影响。北京大学九十年代曾是培养自由主义者的大本营,现在却将此重任拱手相让给那些专业的经济和金融类大学;这表明九十年代以来经济自由主义的影响之重大。第三,性别、教育、专业、家庭收入以及是否中共党员全都是学生政治认同的很好的指标。本文将这些调查结果置于过去四十年里中国的学生运动和知识分子变迁的大背景中进行了阐释。


issue_images_88_1_Rice cultivation at Chonsam Cooperative Farm (July 2012)_Habib动机盘点:北韩为何与《联合国气候变化框架公约》进行互动

Balance of Incentives: Why North Korea Interacts with the UN Framework Convention on Climate Change

Benjamin Habib, La Trobe University, Bundoora, Australia

本研究利用合约执行情况报告文献中的信息、国际机构编写的项目报告以及北韩政府发布的官方声明,考察了驱动北韩与《联合国气候变化框架公约》进行互动背issue_images_88_1_Hydroelectric dam at Sinpyong (July 2012)_Habib后的动机。本论文利用因果推论,探讨了一个理论假设:北韩政府迫切追求领袖权力永固以及国家之生存,这是最能解释北韩决定与国际气候变化组织进行互动的原因。本研究发现,最可能的解释是,北韩利用《联合国气候变化框架公约》作为其在农业和能源部门进行能力建设的工具; 而北韩易受气候变化影响的弱点是促成其温室气体减排的强大动力,这个解释成立的可能性很低;同样可能性很低的解释还有:北韩利用《联合国气候变化框架公约》下的清洁发展机制作为创造外汇收入的手段。本论文提出,对这些动机权衡考察后得出的诱因指向北韩政府迫切追求巩固领袖权力和确保国家生存。


中国在拉丁美洲的国家经济事务管理:来自中国政策性银行的证据

China’s Economic Statecraft in Latin America: Evidence from China’s Policy Banks

issue_images_88_1_ChinaLatinAmerica02Kevin P. Gallagher, Boston University, Boston, USA
Amos Irwin, Global Economic Governance Initiative, Boston, USA

对中国在全球的经济活动,大多数学者和政策制定者将其动机要么归类为投射“软权力”,要么视之为在全球范围内锁定自然资源来进行“采矿业外交”。本文章提出,通过其国家金融体制及公司,中国也在相当程度上受到纯粹商业动机的驱动。为加强对这一争论的理解,我们考察了中国的政策性银行为拉丁美洲主权国家政府提供资金的情况。我们发现,中国的政策性银行现在每年为拉美政府提供资金的额度已经超出了世界银行和泛美开发银行。实际上,中国资金贷款额度大、利率高,并且钟情于工业和基础设施,较为有别于以上这些国际金融机构而更类似于私有主权债券市场。在这个意义上,中国资金看起来本质上具有商业属性。中issue_images_88_1_ChinaLatinAmerica01国的银行提供比私人市场略低一点的利率,但这并不一定就是为扶持某一政治议程而提供的优惠性补贴。这些中国的银行面临的风险较低,因为他们将贷款与设备采购要求和石油购买合同捆绑在一起。通过采纳这些规避风险的措施,中国的银行能够从借贷给这些无力负担主权债务市场高价的国家中获利。尽管辨识以上三种类型的国家经济事务管理方式并不容易,我们认为,商业利益也是中国的国家经济事务管理中一个重要的驱动力量,只是一直以来基本上遭到忽视。


韩国性少数人群融入社会的路径

Paths of Integration for Sexual Minorities in Korea

issue_images_88_1_PhillipsJoseph Yi, Hanyang University, Seoul, South Korea
Joe Phillips, Pusan National University, Busan, South Koreaissue_images_87_4_Phillips

韩国LGBT(女同性恋者、男同性恋者、双性恋者、跨性别者)中最普遍的社会模式是保持具有一定性自由但单独存在的社会“飞地”。这种策略避免公众的强烈反弹和政府的打压。然而这种处境下LGBT缺乏法律保护、社会接纳以及能允许他们表达性身份的重要的社会空间。支持LGBT更多融入社会的人士则采纳一种政治活动分子模式,倡导政府应承认LGBT 为受压制的少数人群并加以保护。这一策略受到某些基督教群体的坚决抵制,而公众绝大多数对此漠不关心。我们则指出一种互补型的“搭桥—对话”模式,其中LGBT个人在貌似非政治情境中与广阔社会的更多成员培养建立沟通性的社会联系。尽管搭桥策略尚在初起阶段,局限性很强,但比身份政治能吸引更多的参与者,并与包括保守的基督教徒和来自外国的LGBT人士开展了真诚的对话和其它社会交流。搭桥—对话策略同时也对韩国的更年轻一代具有吸引力,他们对族裔和性别多样性的容忍度更高,也更有好奇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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